中央已经决定在2006年18个部委联合对商业贿赂进行专项整治，力争建立清廉的市场经济秩序。对反腐败斗争来说，这是一个特大的“利好”。
    多年来在我国反腐败斗争中一直存在这样一种倾向：对受贿者打击严厉，对行贿者则似乎“另眼看待”，说得稍稍极端一些，那就是近似于不打击。的确是这样，从新闻报道来看，现在稍大一点儿的贪官受贿数都是几十万、几百万甚至上千万，这就是说每一个腐败贪官都有一大帮行贿者，然而看一看法律文书，受到法律惩处的行贿者又有几个？真还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即使有亦是为了“点缀”而用。所以，河南省信阳市检察院反贪污贿赂局副局长刘继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你听说过有多少人因为行贿被判刑？”他警告：“当前查处受贿者与行贿者还没达到应有的比例，行贿者有恃无恐”。
    是不是法律没有规定对行贿者的处分？非也。《刑法》第389条规定： “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的，以行贿论处。”第390条明确规定：“对犯行贿罪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因行贿谋取不正当利益，情节严重的，或者使国家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最高人民检察院1999年颁布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对于行贿、受贿的立案标准是：“个人受贿数额5000元以上，单位受贿10万元以上；对个人行贿1万元以上、对单位行贿10万元以上。”所以，对行贿问题，法律规定得明明白白，然而一些地方就是不按照法律去办，譬如，在一些地方居然出台了“对5万以下行贿者不再追究”的“土政策”，地方“意志”大大高于国家法律“意志”，根本不将法律当回事！
    我历来就认为，受贿和行贿是腐败这根黑藤上的两个毒瓜，没有行贿哪来受贿？没有受贿亦决不会有行贿；受贿人固然可恨，行贿人也不善，二者之间是一个“鸡生蛋、蛋变鸡”的关系，对当今社会腐败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反腐败就得依法反腐，就得既反受贿者又反行贿者。
    新中国初期“三反”和“五反”为什么有那么大的成效？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这场“风暴”既严加惩治受贿的贪官，又依法打击了行贿的不法奸商，两手一起抓，一起反，该杀的杀，该关的关，该罚的罚，该教育的教育，这场“风暴”就变得非常有成效，甚至一管就管了二十年。设想一下，当时若是只搞“三反”不搞“五反”，或是只搞“五反”不搞“三反”，那我敢肯定，其成效肯定不会那么显著。这是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为我们开创的历史经验，然而我们队伍中的有些人已经将它忘得差不多了！
    有人说，行贿者的行贿是无奈的、被动的。非也。不能说无奈的、被动的行贿者一个都没有，然而在行贿者中积极而又主动行贿的却是大有人在。譬如，有为跑官要官、花钱买官向上级领导行贿的，有为进行走私、制假等寻求“保护伞”而行贿的，有为争取工程项目而层层行贿的，有为向买方主管、经办人行贿，推销产品等等。特别是商业贿赂，必须看到它的危害作用。全国药品行业的药品回扣每年侵吞国家资产竟高达7.72亿元，约占全国医药行业全年税收的16%。商业贿赂行贿的动机各种各样，行贿的方式五花八门，行贿的手段层出不穷，行贿者的行贿意志更是坚韧不拔，不达目的决不罢休。我决不是替一些贪官鸣寃叫屈，有些贪官的天良在开始之际也并不是完全丧失的，也曽一度有过拒贿的想法和动作，但是最终还是架不住行贿者的“执著”，缺口既然被打破了，“雪崩效应”也就免不了，最后终于走上了不归之路。
    有两类受贿和行贿：一类是“有权人”之间的受贿和行贿，它使“吏治腐败”中的卖官买官成为败坏党风的一种极为丑恶的现象；另一类是“有权人”和“有钱人”之间的受贿和行贿，即“权商交易”，则将整个社会腐败发展到“极致”。（摘编自《是与非》2006年第5期，作者邵道生系中国社科院研究员） (纪委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