襄樊学院副院长  赵世举

江泽民同志今年年初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站在新世纪的历史高度，针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际，在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治国经验基础上提出的重要治国方略，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丰富和发展。这一方略的提出与实施，必将大大地推动我国两个文明协调发展，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认真研究这一方略的理论基础、思想来源和现实依据等问题，对于深刻领会这一方略的博大精深的科学内涵和深远意义，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增强道德建设的自觉性，强化德治意识，积极贯彻实施“以德治国”方略，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拟从“以德治国”方略的中国文化基础这一角度，谈点儿粗浅的认识。
　　一、中华民族浓烈的道德观念是“以德治国”的文化根基
　　存在决定意识。一个民族的生存环境、经济生活和社会结构决定着该民族的思想观念。从地理上讲，我国属于半封闭的温带大陆环境。这种相对封闭、自成天地的地理环境，加上我国古代自然形成的农业型自然经济和长期沿袭的家国一体的宗法社会，使我们的先民一直过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自给自足，安居安业的生活。这种相对封闭固定的生活，使得家族邻里十分稳定，往往一个自然村落甚至一个较大的行政区域，就是由一个或几个家族构成的，因而血缘关系成为重要纽带。人们长期生活在同一块天地，和睦相处，互敬互助，在一种各得其所、伦常有序的状态下，休养生息。正是这种特定的社会存在，造就了中华民族勤劳质朴、务实向善、天人相与、注重伦理、追求道德完美的民族特性，养育了个性鲜明的中华文化。在我国古代，伦理原则广为渗透，不仅推广于政治，而且深入到哲学，成为各类观念的出发点和归结点，形成了中国古代文化的主导；道德学说不拘于某一学派，被社会普遍认同，成为维系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撑。黑格尔曾经指出：“中国纯粹建筑在这一种道德的结合上，国家的特性便是客观的‘家庭孝敬'。中国人把自己看作是属于他们家庭的，而同时又是国家的儿女。”（黑格尔《历史哲学·东方世界·中国》）。因此有学者把中国古代文化称为伦理型文化。中国文化的浓烈的道德精神，是我们民族精神的重要体现，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紧密团结、高度统一的重要精神纽带，是我们中华文化源远流长、生生不息的重要源泉。几千年来，这种鲜明的文化特性深深地积淀于我们的民族意识之中，至今仍产生着深刻的影响。这为我们当今实施“以德治国”方略提供了坚实的文化根基。
　　二、人为本德为先的思想是“以德治国”的理念基础
　　我国古代特别重视人的地位，认为“人是万物之灵”，“人与天地参”，把人视为整个宇宙的中心，只有人才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世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因而《尚书》说：“民惟邦本。”在政治上把百姓视为国家的根基。
    古代人本思想的重要内涵，就是强调人的价值、责任和义务。认为人要履行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实现价值和包负，就必须从“修身”开始，主要的就是要加强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我们的先民把人的道德修养放在极高的位置。《左传·哀公二十四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三不朽。”认为人世纪不朽之事有三种，而“立德”为“大上”。显然在古人的观念中，立德是至高无上的。
　　如何“修身”？古人认为关键是要“正心”、“诚意”，严格自律。在具体方式上一是要“克己”、“慎独”。二是要经常自省。《论语·里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内自省也。”《论语·学而》：“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颜渊》：“内省不疚，未何忧何惧？”古书中类似的论述很多。三是要自讼。即“见其过而内自讼”（《论语·公冶长》，“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四是要自警。孔子要求“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已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此外又强调自强。《周易·乾》：“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这些都只是就自修自律而言的，作为道德要求是不完美的。在中国文化中，人并不是孤立的个体，而是社会整体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与西方重视个体，强调自我，张扬个性不同），因此中国传统道德特别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强调个人对他人、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倡导“同甘共苦”、“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甚至“以天下为己任”，“兼善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对人有更高的道德要求。
　　儒家讲“仁”，孔子把“仁”视为“至德”。而作为“至德”标准的“仁”字本身就从二从人，表明它强调的就是要正确处理人际关系。怎样才叫做“仁”？儒家认为，最根本的就是要“亲亲”，即所谓“孝悌”，也就是要孝敬父母，尊敬兄长。与此同时，把这种孝悌之心推而广之。正如孟子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对儒家的这种道德要求，孟子曾把它归纳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这种道德思想在我国古代其他学派中也有充分的体现。例如墨家提出“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主张“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下》）。
　　古代所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都是道德至上的表现。剔除其封建性糟粕，强调道德至上是值得肯定的。就连我们现在所提倡的“德才兼备”、“德智体全面发展”等，也是把德放在首位的。
　　古代这种以人为本、道德至上的思想，其积极的方面为我们实施“以德治国”提供了理念启示。我们今天强调“以德治国”，其核心就是要实践江泽民同志所提出的“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思想，以人民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谋幸福。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应该始终牢记心上、放在首位的最大最美的“德”。
　　三、古代丰富的德治实践是“以德治国”的良好借鉴
　　以德治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在我国古代政治生活中，渗透着浓厚的道德精神。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充分强调了德治在社会政治中的重要作用。他还明确提出了“为政以德”的主张，指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对德治的作用推崇备至。管子提出把“礼、义、廉、耻”作为治国的“四维”（见《管子·牧民》）。荀子也说：“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臣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矣。”（《荀子·王制》）。《左传》更明确地指出：“德，国之基也。”“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德治思想。综观之，我国古代的德治实践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重视对施政者的道德要求。《大学》提出：“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显然把“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核心。这就是要求施政者必须具备高尚的道德修养，能以身作则，率先垂范，以此来感召民众，凝聚人心，推行政治。季康子曾向孔子请教治政之道，孔子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孔子还以“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来比喻施政者的自身品格对社会的重大影响。《韩非子》也说：“修身洁白而行公行正，居官无私，人臣之公义也。”《礼记》所强调的为政者的“质”和“能”，其实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谓“德”和“能”。
　　这一点至今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养成了民众对执政者有很高的人格期待。我们的领导干部只有首先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造就完美的人格，在工作和生活中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增强人格魅力，才能够赢得人心，得到拥戴，获得支持，完成自己的使命。
　　其二，尚贤任能。“德治”的实施，必须要依靠有德之人。因此尚贤任能是德治的前提和关键。孔子力倡“举贤”，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墨子主张“尚贤事能”，指出：“夫尚贤者，政之本也。”（《墨子·尚贤上》）孟子要求“尊贤使能”，说“俊杰在位，则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也。”（《孟子·公孙丑上》）荀子认为“贵贤，仁也”，“尚贤使能则民知方”，因而要求“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荀子·君道》）唐太宗李世纪以其丰富的德治经验精辟地指出：“夫国之匡辅，必有忠良。任使得人，天下自治。”“为政之要，惟在得人。”（《帝范·求贤》）尚贤任能在今天仍在很强的现实意义。干部的选拔任用，必须强调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我们党所提出的干部“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这四化标准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性质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很好体现。
　　其三，着力于教化。高尚道德的形成，并不是靠强制手段，而主要是靠人们内在自律和外在熏陶实现的。因而我们的古人十分重视以“言传”、“身教”为主要手段的道德教化。《汉书·董仲舒传》指出：“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
　　教化的方式很多。一是设立教化之官。尧时就设立了司徒之官，专门负责对人们进行道德教化。二是设立学校。《孟子》强调：“谨庠序之教，申之以教悌之义。”《孟子·梁惠王上》）。三是推行乐教。古人认为乐为心声，观乐可以知德，圣乐可以养德。《乐记》说：“乐者，通伦理者也。”《周礼·地官·大司徒》说：“乐至则无怨……以乐礼教和，则民不乖。”所以十分重视利用音乐来教化百姓。《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八佾》）孔子自身就以圣乐自教。古代曾把太学叫做“成韵”，即“成韵”，取义于音乐。古代学校教育的内容主要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礼”、“乐”教育被放在首位。四是榜样感召。与法治靠戒律来规范不同，我国古代的德教往往靠鼓励人们效法先圣时贤得到感召。便如孔子、孟子等人经常提到的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伯夷、叔齐、柳下惠等，都是古代推崇的道德典范。大禹治水，与民同甘共苦，“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离娄下》），百姓赞扬说：“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左传·昭公元年》）周公“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起以待士”（《史记·鲁周公世家》），曹操称赞道：“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短歌行》）孔子本人也是人们效法的楷模。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赞道：“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榜样的感召力是无穷的。例如读文天祥《正气歌》就可以清楚地知道，他正是受古代忠臣贤士、英雄豪杰的精神感召而视死如归，以身殉国的。
　　其四，道德准则政治化、法律化。即把道德原则推演为政治要求或法律约束。古代把帝王视为上天之子——“天子”，臣民百姓之父母，构筑了家天下的国家理念和政治理念。古代很多政治家、思想家所力倡的“王道”，其实质就是主张以德施政，把政治伦理化。就连法定代表人物韩非也提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为“天下之常道”的三纲思想，以至后来作为伦常关系的“三纲五常”演化为政治规范和行为戒律。《管子·牧民》则把“礼、义、廉、耻”作为治国的“四维”。汉代就明确提出了“以孝治天下”的政治方略。王充提出：治国之道，一曰养德，二曰养力。把以德治政放在首位。力倡德治的《论语》、《孟子》和后来的《孝经》等成为统治者治天下的经典。这种将道德伦理与政治、法律相交融的做法，既是道德理想的实现提供了政治的和法律的保障，也为政治思想、法律目标的实现提供了道德的手段和支撑。
　　四、社会主义新文化是“以德治国”的现实基础和可靠保证
　　我国自取得新民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中国文化发生了质的飞跃，逐步确立了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公民的道德意识不断增强，道德水平不断提高，社会风气不断改善，文化事业不断繁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深化。这为“以德治国”方略的实施提供良好的现实基础和可靠保证。
　　同时也应该看到，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种腐朽思想也不可避免地乘机而入，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因而，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受到冲击，以权谋私、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有所蔓延，腐朽落后的文化现象有所抬头。这些现实，也为我们实施“以德治国”，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出了迫切要求。
　　我们党早就强调在抓好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切实抓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邓小平同志在1980年就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所谓精神文明，不但是指教育、科学、文化（这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指共产主义的思想、理想、信念、道德、纪律、革命的立场原则，人与人的同志式关系，等等。”（《邓小平文选》第2卷）党的十五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立足中国现实，继承历史文化优秀传统，吸收外国文化有益成果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可见，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也是我们党所提出的根本任务之一。这些都为“以德治国”方略的提出和实施，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政治保证。
　　总之，中国文化的道德精神源远流长、根深蒂固，为我们今天实施“以德治国”方略构筑了厚实的文化基础；中华民族浓厚的道德观念，为我们实施“以德治国”方略提供了思想基础、自觉意识和心理适应性；古代成功的德治实践，为我们实施“以德治国”方略提供了历史依据和广泛借鉴；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为我们实施“以德治国”方略提供了现实基础、良好环境和可靠保证。江泽民同志正是在深刻把握并科学扬弃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把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当代中国实际相结合，提出了在依法治国的同时，“以德治国”的方略。不仅正确、科学，而且切实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