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问题是目前世界所关注的焦点，现在各国已经从提高反腐败意识阶段上升到采取具体行动阶段，这一跨越过程对反腐败有何影响，应该如何应对？

　　考夫曼博士对这一问题很感兴趣。他认为，这一时期会经常出现法案起草过多、内部责任体制或行政制度发生变化以及过于关注个别案例执行　等情况。在这一特殊情况下，透明度、激励机制和预防措施对于治理和解决腐败问题会产生重要作用。在这一阶段，治理显得尤为重要。其中，腐败的控制与法制、外部责任制、参与权与透明度等紧密相关。目前，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实行了多层面的治理战略，或者制定了治理和监控的一些方法。

　　考夫曼博士多次提到“治理”和“透明度”。他对这两个概念是这样论述的：

　　我个人认为，“治理”应是为广大人民的利益行使权力，执行健全、合理的政策，提高公共服务的能力，整顿经济合作机构不规则的行为。而“透明度”是指及时可靠的经济、社会和政治信息的流动。因此，它包括对个人投资者贷款的使用和借贷人的信用价值；政府、私人和跨国机构的严格审计；预算程序和来自政府的数据；货币与来自中央银行和政府服务部门的真实经济统计数据；政治和竞选活动的财务，议会选举记录以及国际组织活动的公开等等。在一些缺乏“透明度”的国家，个体、政府部门、公众机构、企业或银行，会故意抑制或歪曲信息，或者不能保证所提供信息的及时性、相关性和质量。

　　当谈到“‘治理’与‘透明度’的实现对于国家的发展有何益处，是否在每一个国家都可以实现”这一问题时，考夫曼博士持这样的看法：

　　全球范围的证据显示，良好而透明的制度可以促使收入、国家财富和社会福利的增长。如果有高效、廉洁的政府领导机构，有畅通明晰的法令，法律执行公正，保护全体公民和财产，且具有涉及公民社会外部责任的机制，则国家的收入和投资会增长，人口寿命也会提高。国际和历史经验以及正在进行的研究还表明，有能力且廉洁的政府并非首先要求其完全实现现代化，达到富裕。健全的法治、腐败的有效控制，或者发展完善的外部责任机制，不是富裕国家才有的“奢侈品”，也并非只有通过财富才能“购得”。发展中国家的经验，以及过去三十年来自西班牙等国家的实践都证明了这一点。

　　同许多研究结果一样，考夫曼博士的关于反腐败改革的研究，也证实了腐败对于社会发展的负面影响非常大，在论证中，他做出了列举说明：

　　首先，腐败对经济增长和投资产生影响。很多研究显示，腐败减缓了一些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其次，腐败对低收入者在福利与服务方面的公平性产生影响。在腐败猖獗的地方，低收入者得到的社会服务，如健康和教育等会更少。腐败会减少用于社会支出的总收入，扭曲公共支出对于社会规划的分配，拒绝给予低收入者平等获得公共物品的权利。例如，在某些国家腐败猖獗的机构中，官僚们曾通过控制基本服务的获取权排斥低收入者。在一些国家，为获得公共服务，低收入者家庭要比高收入家庭多付出三倍的贿赂。还有，腐败对商业也有影响。一些官员在压榨个体经营者时，往往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税务检查员可以超额报告需纳税收入，火灾巡查员可以决定一段时间内检查公司安全“违规”的次数。在75个国家6000多家公司的数据中我们发现，支付更多行政贿赂的企业，最终都会耗费更多应付官僚的时间，导致更多的投资成本。

                                 （2002年4月19日《中国纪检监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