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清廉的理念属于精神文明，是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管子曰：“礼仪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明智的执政者都明白这个道理，然而历代王朝之倾覆，都与腐败相联系，甚至现代资本主义强国某些总统、首相下台也与腐败分不开。先进文化的廉政与腐败的既得利益严重冲突，在社会历史的长河中相碰撞，战而胜之，取而代之。

　　为政者，干净为清，不贪为廉，然而廉的含义，远比不贪为广泛。《周礼》有“六廉”之说，一曰廉善，大约说是为官一定要办事精明干练，从善如流，得到公众好评；二曰廉能，能力超群，能贯彻执行法令；三曰廉敬，敬业爱岗，克尽职守，不懈于位；四曰廉正，品行方正，一身正气；五曰廉法，受法不失，执法不移；六曰廉辩，临事是非分明，头脑清醒。“六廉”作为考察干部的标准，几乎涵盖了德、能、勤、绩，而更突出对廉的考察，很值得借鉴。

　　廉是正道直行，大无畏品格的体现。包公是封建社会为政清廉的典范，妇孺皆知，有口皆碑，“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据传包拯六十大寿，估计肯定会有人前来送礼，于是命儿子包贵在衙门口拒礼。谁知第一个送礼的是当朝天子派来的六宫司礼太监。包贵不敢怠慢，连忙请老太监将送礼缘由写在一张红纸上。老太监提笔写道：“德高望重一品卿，日夜操劳似魏征。今日皇上把礼送，拒礼门外理不通。”包贵让王朝把诗送进内衙展示给包拯看。包拯毫不犹豫提笔在红纸下方添了四句：“铁面无私丹心忠，坐官最怕叨念功。操劳为官份内事，拒礼为开廉洁风。”包公拒礼的故事虽有些传奇的色彩，但的确反映了包大人处理政务居心清正，做人办事正道直行，廉洁奉公，不畏权势的高风亮节，永为后人称颂。对比今日某些贪官，动辄收受百万、千万贿赂，或被判刑坐牢，或被处以极刑，命归西天，实无颜面对先人遗训。

　　廉是内在素质，高尚品质的外现。有时讲到廉，某些人觉得很俗，老一套，没新意，谨小慎微，成不了大事。不如今朝有酒今朝醉，会须一饮三百杯，痛快、豪爽、有魄力。但全然不顾老百姓怎样看，听不见老百姓怎么说，或者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日久天长与群众离心离德，为人民所不齿。厦门大案判处的一批高官，收受赖昌星的巨额贿赂，唯赖昌星是听，进“红楼”的前门，出“红楼”的后门，进门前是人，进门后是“鬼”。堂堂公安部副部长李际周也干出这种勾当，其潜藏在内心深处的“鬼”暴露无遗，这叫什么品格，卑鄙恶劣的品格，伪君子是也。

　　有个故事说，雍正年间有个官人叫叶存仁，为官三十余载，毫不苟取。一次离任，幕僚为他送行，船到江边，迟迟不肯起锚，直到夜深人静，明月高挂。但见江中驶来一叶扁舟。原来是幕僚怕白天人多眼杂，为避人耳目，深夜给他送礼。叶存仁十分感慨，当即赋诗一首。诗曰：

月白风清夜半时，

扁舟相送故迟迟。

感君情重还君赠，

不畏人知畏己知。

　　好一个“不畏人知畏己知”，何等境界，廉在内心，在潜质，事到临头由内而外，由衷而发，这才是为官正道。

廉并非蜀道。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为官清廉并非蜀道。曾闻某地土地管理局局长有“三不”，一曰不贪，认为贪图他人财务，就把自己列入贪官污吏之列，于人于己都无好处；二曰不忍，送钱送物的都是不如自己的下级，送来的或是老人的冬衣钱，或是小孩子的学费，不忍收受；三曰不敢，收受他人财务要受党纪国法制裁，所以不敢。“不贪”可以说是自律，“不忍”可以说是群众观点的具体体现，“不敢”则是法制观念时刻不忘。如为官都能有“三不”之心，为政清廉解决了大半。之所以贪赃枉法者禁而不止，非做不到也，乃自恃官高位殊，敢于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是也。

　　何以敢于置法纪于不顾，内在因素是政治上的麻木，把党多年培养教育，组织的谆谆教诲，抛于九霄云外，到了麻木不仁的地步，不到坐牢、判刑不足以醒悟。外在因素是监督不力，此话讲了许多年，办法想了不少，但后来一归纳总结，还是监督不力。为政清廉，遏止腐败需要监督，靠什么？一靠自律，自我监督。自律是自觉的行动，自身素质要高，对优秀分子可以办到，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二靠制度约束。制度建设比较容易，于是建了一大堆制度。多数问题可以通过制度解决，但制度约束力有限，执行起来也大打折扣。三靠法律。法律是国家行为，具有强制性，约束力大。但我国法制不健全，特别是有关廉政法律极少，覆盖面也不普及，是法制亟待完善的领域。四靠机制。廉洁自律、制度监督、法律约束、以及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等等，各自控制和约束不同层面的问题，相互联系，相互补充，各自发挥优势，一环扣一环，才能创造为政清廉、遏止腐败的良好环境，形成高效运转的良好机制。

　　比自律、制度、法律、机制更重要的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新的管理理念。改革开放二十余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出不足十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我们熟悉的理念，是得心应手的东西，接受起来很容易，摆脱起来很困难。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完全抛弃计划经济理念恐怕也是不可能的，不可避免地出现以计划经济理念处理市场经济的现实。转轨进程有时如此之快，以至于费尽九牛二虎之力设计的制度、措施、办法，一经出台很快又不适应，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出现了许多矛盾，腐败乘隙而入。

　　无疑，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为政清廉的理念是当务之急。宇宙飞船是先进的，汽车也是先进的，但我们不能要求唐太宗李世民来制造，尽管李世民很伟大。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为政清廉要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实践，既不同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廉政，也有别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廉政；既包含优良的文化传统，又具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色。这样认识现代的为政清廉是一个进步，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包拯有一篇名曰《择官》的文章，说：“臣闻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今天下郡县之广，官吏至众，而脏污摘发，无日无之。洎具案来上，或横贷以全其生，或推恩以除其衅，虽有重律，仅同空文，贪猥之徒，殊无畏惮。”意思说“廉洁是人民的表率，贪婪是人民的敌人。郡县广，而官吏众，贪赃枉法的事每天都有发生。然而，一旦立案查处，不是靠行贿保住了性命，就是利用人情消了灾。国家虽有重刑，却如同一纸空文，贪官污吏根本无所畏忌。”此文描述的情况似与当前的某些方面如此相象，同时也道出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就是如何依法办事，有法必依的问题。

　　为政清廉、遏止腐败，自律以及制度、法律、机制是保证，必须以先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念贯穿其中，严格管理、严格监督、严肃执法，才能发挥制度、法制、机制的效率。继承、发展、创新，创造适应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精神文明——先进的为政清廉的文化理念任重而道远。